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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球，又称“打毬”“击毬”“击鞠”等，主要形式为骑在马上用球杖击球，历史上曾兼具军事训练与娱乐竞技双重属性。唐朝时，马球运动盛极一时，现存有大量这一时期关于马球的文字、雕刻和绘画资料。考古发现的唐代打马球纹铜镜、章怀太子李贤墓《马球图》壁画等文物，都生动再现了唐代马球运动的盛况。

　　唐朝时期，皇室权贵的推崇追捧、军事斗争的现实需要和竞技规则的日趋完善，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推动了马球运动的空前兴盛。据《封氏闻见记》记载，唐太宗李世民曾“令习打毬”，并亲自登安福门观看比赛，为唐代马球风尚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在唐朝二十多位皇帝中，至少有十八位是马球爱好者，唐玄宗、唐宣宗、唐僖宗更是其中的顶尖高手。唐玄宗为临淄王时，曾在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年）的唐蕃马球友谊赛中，与嗣虢王李邕、驸马杨慎交等人组队，迎战吐蕃十人马球队，“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最终大胜吐蕃。唐僖宗甚至自负地宣称：“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其痴迷程度可见一斑。帝王的喜好引发“上行下效”的社会风潮，从宫廷到民间，从将士到文人，马球成为最受欢迎的娱乐活动之一。

　　唐代马球突出服务军事需要，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竞技规则。唐人阎宽在《温汤御球赋》中称：“击鞠之戏者，盖用兵之技也。”由于马球对选手骑术、反应速度与团队协作的要求与骑兵作战高度契合，唐代将马球列为禁军训练科目。唐玄宗更倡导推广马球，将其纳入军事训练体系。《资治通鉴》第二百五十三卷记载，唐僖宗曾利用马球比赛规则将西川节度使位置给了自己宠信的宦官田令孜的兄弟陈敬瑄，“上令四人击毬赌三川，敬瑄得第一筹即以为西川节度使”。宋元之际学者胡三省注释该典故“凡击毬，立毬门于场，设赏格。天子按辔入毬场，诸将迎拜。天子入讲武榭，升御座，诸将罗拜于下，各立马于毬场之两偏以俟命。神策军吏读赏格讫，都教练使放毬于场中，诸将皆駷马趋之，以先得毬而击过毬门者为胜。先胜者得第一筹，其余诸将再入场击毬，其胜者得第二筹焉。”当时的比赛对进球的先后顺序十分重视。

　　马球运动并非为男性独享，女性的身影也见于球场。1958年陕西西安出土了三彩打马球女俑，女子打马球的形象活灵活现；晚唐女诗人鱼玄机曾创作七言律诗《打毬作》，以马球竞技为题材，借赛事场景隐喻自身境遇，从侧面印证了女性对马球赛事的参与。

　　赛马在古代中国也称跑马，这一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狩猎活动和骑术训练，主要流行于北方和边疆地区。《诗经·秦风·驷驖》记载：“驷驖（sì tiě）孔阜，六辔在手。公之媚子，从公于狩。”描绘了秦国贵族田猎的盛大场景。至战国时期，赛马活动已从田猎中逐渐剥离，形成独立的竞技形式，其中最著名的记载便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田忌赛马的故事。齐威王与田忌赛马，设重金赌注。孙膑见田忌的马与齐王的马实力相近，便建议田忌调整赛马出场顺序，扬长避短，最终取胜。

　　唐宋时期，马术比赛受到民众的关注。唐代民间赛马活动极为盛行，尤其是在长安、洛阳等大都市。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卷上》记载：“里巷少年，每至春时，结朋连党，走马长安市，以相夸竞。”宋代商品经济繁荣，市井文化发达，庙会、集市成为民间赛马的重要载体。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宋代汴京宫廷有马术表演，如“镫里藏身”“赶马”等技艺；在民间，骑手多为民间艺人或市井子弟，赛马活动常伴随赌赛与商贸活动。

　　现存史料中有很多关于明清时期赛马的记录。明《酌中志》记载：“立春之前一日，顺天府于东直门外迎春，凡勋戚内臣、达官武士，赴春场跑马，以较优劣。”清《燕京岁时记》记载：“每至正月，自初一日起，开庙十九日。游人络绎，车马奔腾，至十九日为尤盛，谓之会神仙……至夕散后，多在大沙子口看赛马焉。”除正月庙会外，清明、重阳等节日也有赛马活动，“钓鱼台在阜成门外三里许，有行宫一所，南向。每届重阳，长安少年多于此处赛马。”清代赛马活动多与庙会、祭祀活动结合，如白云观庙会的赛马，不仅有速度竞赛，还有马术表演，吸引了大量民众参与。

　　我们如今熟知的现代马术赛事，与中国传统赛马有着本质区别，它是近代引入的英式马术体系。学者张宁在《异国事物的转译——近代上海的跑马、跑狗和回力球赛》中提到，在历经清末、民国时期的引入尝试、新中国的体系化构建后，我国马术运动最终实现与国际马术规则的全面接轨，并稳步踏上奥运竞技舞台。

　　1924年，在京外国侨民与北洋政府官员共同出资，将原为皇家御马苑的南苑改建为“万国跑马场”。该马场按国际标准铺设赛道，周长达二公里，配套裁判台、马厩、分级看台等设施，赛事分为平地赛、障碍赛、短途赛等多个项目，参赛马匹涵盖英国纯血马、阿拉伯马与中国本土蒙古马，选手包括中外侨民、骑兵军官与民间骑手。1926年举办的万国杯赛事吸引了32匹名马参赛，成为当时“最盛大的中外体育盛会”。

　　当代中国马术赛事的发展展现出国家积极对外开放，强化内地与香港、澳门体育文化深度融合的特征。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现代马术呈现出积极发展的态势。

　　1979年，中国马术协会正式成立，标志着全国性马术运动管理体系的建立。1982年，中国马术协会加入国际马术联合会，实现了与世界马术大家庭的正式对接，为参与国际赛事扫清了制度障碍。1983年，全国性马术竞赛活动正式恢复，赛事项目涵盖奥运会三项赛（当时称盛装舞步赛、超越障碍赛、三日赛，对应国际通用表述：盛装舞步赛、场地障碍赛、越野障碍赛）及民族马术运动。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为中国马术参与奥运的重要里程碑，本次奥运会及残奥会的马术项目由香港协办，中国选手首次登上奥运马术赛场。

　　马，是与中国历史发展深度交织的独特存在。我们从史料中窥见了唐代“击鞠”的宫廷盛景、古代赛马的民间风尚，更见证了现代马术国际化发展的崭新景象。从物质文化史的视角审视，马深入参与了中国社会历史演变，在不同时期展现出自身的独特价值。马球的兴衰、古代赛马的流播与现代马术的崛起，正是对这一历史事实的生动勾勒，也印证着马与中华文明相生相伴的深厚联结。

　　北京作为多朝古都与现代文化名城，留存着诸多极具代表性的马主题雕塑，这些雕塑通过塑造丰富生动的马形象展现出不同时代的文化风貌。

　　坐落于白云观西跨院文昌殿前的乾隆“铜特”，体长约1.7米，高约1.4米，由前后两段青铜拼接铸造，表面留有修补的工艺痕迹，古朴厚重之感尽显，历经百年成为老北京重要的民俗记忆。从外形看，这尊“铜特”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骏马造型，实则为一尊“神特”——传说中的神兽，骡身、驴面、马耳、牛蹄。其铸造渊源可追溯至清乾隆年间，相传为乾隆皇帝为纪念自己的坐骑而下令打造，1961年从北京东岳庙迁至今址，成为白云观“三绝”之一，与东岳庙石碑、石经山碑并列为老北京民间流传的“祈福三宝”。

　　每到岁末年初或是春节、元宵等传统节日，大量市民与游客慕名前往白云观摸“铜特”祈福。这一习俗已延续数十年，“铜特”周身被人们摸得光亮。民间流传“头疼摸马头，胃疼摸马腹，脚疼摸马蹄”，认为抚摸“铜特”对应的身体部位即可缓解病痛，“马上健康”“马上平安”，这一朴素的祈福方式承载着民众对健康平安的美好愿望。

　　马球是盛唐最具代表性的体育竞技活动，彰显着开放包容、昂扬豪迈的时代气象。奥林匹克公园内的大型永久性群雕《明皇贵妃马球图》，由著名雕塑家黄剑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量身设计创作。

　　雕塑中，唐明皇与杨贵妃纵马戏球，他们联袂击球的场景有宋代画家李公麟的《明皇击球图卷》存世。雕塑中人物动态鲜活飞扬，人物造型、发式、服饰及马具佩饰，均严格参照唐代史料设计——男子身着窄袖袍、头戴幞头巾，女子簪牡丹花饰，球杖为唐代典型的偃月形，马尾结成一束，精妙地还原了盛唐贵族马球运动的服饰与器具特征。雕塑中央设置的说明牌仿照唐代马球铜镜造型，中央雕刻唐代莲花纹鞠球，设计极为精巧。

　　2010年，黄剑创作了体量更大的群雕《马球图》，这一雕塑如今静静伫立在亮马河畔。作者尝试将唐三彩和敦煌壁画的色彩意象运用于作品之中，突破了室外铜雕的单一色调，以粉绿、褚褐、钴蓝、赤金、土红为主调，为作品增添了华美浓郁的东方艺术神韵。

　　坐落于通州马驹桥湿地公园的《神骏呈祥》雕塑，由著名艺术家袁熙坤创作，体量恢弘壮阔。八匹骏马昂头振蹄、齐心奋进，姿态昂扬勃发，尽显力量感与动态美。“八骏”的典故源自战国《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乘坐由赤骥、盗骊、白义等八匹骏马牵引的舆车西征，“八骏日行三万里”，成为速度、力量与进取精神的象征。“八骏”历经千年，成为中国文化中昂扬奋进的经典形象。

　　雕塑的创作与马驹桥的地域历史文脉紧密相连。马驹桥的地名渊源可追溯至隋代，当时此地为丰盛的草场，放养大量军马。因多为崽马，军民建立村落“马驹里”，河上所架木桥得名“马驹桥”，明代改建为九孔石拱桥，成为当时拱卫京师的重要交通枢纽与著名古桥之一。《神骏呈祥》的“八骏”造型，将地域历史中的“马文化”与当代发展的奋进精神密切衔接，成为一处代表性的文化图景。